整整七年公司没有上市一个产品

技术改变产业 　　疫苗被认为是医学上最有价值的医学成就，因为一种疫苗的研发成功往往能够让人类对某种疾病有了绝对的“盾牌”。在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内，就活跃着一批这样的疫苗研发科技人才，他们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工作，目标就是为了研发出更加安全有效的疫苗，他们是真正的人类健康卫士。 　　“命运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如果不是2004年从部队转业后选择了自主择业，如果不是在同一年加入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团队，也许我现在还是在部队从事军队的卫生防疫工作。而到这儿的7年，公司没上市一种产品，对生物医药这个行业，这意味着等待，更意味着蛰伏。” 　　站在位于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内2009年新建成的大楼3层的过道中，今年47岁的魏文进有点感慨。大楼过道中飘荡着实验室细菌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特殊味道，通过窗户往南过一条马路，是一片开阔的荒地。他指着荒地说：“预计到明年6月份，我们研发的第一支疫苗就要正式上市了，到时候，对面二期的138亩工程也将着手建设。” 　　这是一个典型的搞技术的科研人才，1.7米左右的身高，穿着白色条纹衬衫和一条深色的西裤，戴着树脂眼镜，有少许白发，谈话时眉眼间不时流露出这个中年男人特有的坚毅和豁达。 　　这种预计在明年上市的疫苗叫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魏文进负责的团队自主研发的四联疫苗。所谓四联疫苗，就是打一针能够同时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和b型流感共4种疾病，避免了4次接种给病人带来的麻烦和痛苦。在国际上，目前最先进的是赛诺菲巴斯德研发的六联疫苗，“我们目前的技术已经能达到五联，在技术上，我们跟国际巨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魏文进说。 　　这是一个需要 　　熬得住的行业 　　从2004年6月份进入民海生物担任研发部负责人后，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在这7年里，魏文进带领的团队开展了20个疫苗品种的研究开发，可预防19种疾病。其中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9项，有三项已取得了专利证书。不过也有遗憾，就是整整7年，公司并没有上市一个新产品。 　　“我们完全靠老板养着，2004年我进来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就是4000元，这个不算高吧？”他问记者，“7年里，老板至少在公司里面投资了将近6个亿。这是一个需要熬得住的行业。” 　　他所说的老板是杜伟民，是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中国目前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超过1亿支，产品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市场占有率达50%以上。魏文进预计明年上市的四联疫苗可能会扭转公司7年来只出不进的状况，“预计年生产500万份，以每份150元计算，年产值大概会在7.5亿左右。” 　　在魏文进看来，这就是高科技行业的神奇之处，“对于疫苗产业来说，只要有一款畅销的产品，就能够保证我们公司的正常运转。” 　　每天早上6点半，魏文进就像普通的上班族一样，起床吃早饭后，开车去公司上班，他仍然住在距离公司30公里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丰台院里，当年他就是在这里读的博士，除非是加班，不然，下午5点半下班回家，日子过得非常规律和平静。 　　他有着科研人员特有的那种从容和淡定，2004年公司刚成立时，只有7个人，他在丰台的一个小平房中带领大家研发一种用来评价狂犬疫苗免疫效果的试剂，也没有觉得多辛苦，“关键是心中喜欢做疫苗。”采访中，他反复向记者强调这句话。 　　从1990年到2000年，他一直在新疆军区防疫队中从事军队的卫生防疫工作，2003年从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毕业时，他已经是技术八级和正团级军衔，他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是“Q热的疫苗”。正是凭着自己对疫苗的强烈兴趣和疫苗研发的前景让他毅然地选择了自主择业。 　　说到底 　　这个行业比的是人才 　　新大楼3层和4层的实验室采取了正压空气标准，推开门后，魏文进不忘提醒记者关门。在穿消毒外套时，一个年轻人递过来一双脚套，魏文进说：“这是我们刚刚从丹麦回来的博士。” 　　从最初的7人团队到现在研发人员达到68人，从最初的几十平方米的小平房到现在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疫苗生产基地并装备先进的大规模疫苗生产线，魏文进的话语中流露出抑制不住的自豪，“我们这个行业说到底，比到最后拼的就是人才。人才就是生产力。” 　　这两年，在资本市场上，医药股一直受到大众的追捧，今年上半年上市的沃森生物和智飞生物这两只创业板股票都是生产疫苗的企业，随着中小板块和创业板发行的加快，神话在不断地上演。在被问到如何看药企的上市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研发中心主任的魏文进说，相比公司的上市，自己更希望能够依靠产品的质量，将公司打造成一家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老店。“这样心里更踏实。”不过他也坦言，即便有人依靠IPO成为亿万富翁，“那也是对科技的应有回报。” 　　除了明年要上市的四联疫苗外，公司研发的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已经获得了临床批件，马上就要进入临床一期试验，“我们是世界上第四家研发出这项产品的公司，预计在2014年上市。” 　　他淡淡地说，自己就是喜欢做疫苗，“如果一项事业能够坚持做几十年，相信就能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认为国产的疫苗产品在质量上并不比国外大企业差，“有些产品像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的技术水准已经超过了国外，关键是不少国人的心中存在着偏见。这需要时间来证明。” 　　作为一名技术研发人员，他没有出过国，不过令他得意的是，他团队里的多名研发人员都在国外和外企呆过，“竞争才刚刚开始。我希望我们能够把北京民海生物打造成一家百年老店。” 　　本报记者 王金跃 J166 　　技术改变个人 　　做白破疫苗的“整洁控” 　　民海生产线工人：李超 　　做白破疫苗的“整洁控” 　　如果不开口说话，李超与自己90后的年纪很相符。 　　这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1990年出生，今年21岁。蓝色的T恤领子总是立着、头发短中有长，有点“加油好男儿”的范儿。 　　不过，小伙子一开口，会让人马上感受到他的特别。 　　“我是做白破疫苗的。” 　　看出了我的不解，李超笑了，接着说：“哦，就是白喉、破伤风疫苗。我的工作是疫苗生产的第一步，是做培养基的。这个工作就是为生产疫苗提供原料培养细菌，让细菌从一个小试管慢慢繁殖到可以生产疫苗所需的数量，并在一代一代的培养中，观察细菌的变化。这么说吧，我就是给细菌提供食物的，让它经历数代繁殖。到后面的环节由专家进行脱毒实验、从中找到抗体，这就生产出了疫苗。” 　　李超的话，听着挺深奥的，不过他本人是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毕业的专科生，这番“科学论调”完全是因为他现在从事的工作，说起工作，李超特别激动。 　　“我是土生土长的大兴黄村人，去年专科毕业后，因为家边上就是中关村大兴生物科技园，我比别人有更多的优势到这里工作。特别幸运，我被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录用了。” 　　干这个变成“整洁控” 　　光书面操作规范 　　有50厘米厚 　　谈话中，记者发现了一个细节，凡是摆在李超面前的东西，茶杯、笔、手机、本子，他使用过后都要放回原来的位置。 　　“你是不是\"整洁控\"？” 　　“确实有点，可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在学校时，你要进了我的宿舍，肯定臭死你，又脏又乱。我现在这样，完全是因为工作中养成的习惯。我们的工作一步都不能错，光书面的操作规范就有50厘米厚，上班第一天，简直把我雷倒了。穿衣戴帽洗手每个动作都有规范，可又一想，疫苗是用来给人注射的，必须严谨。现在我眼里，一点脏乱差都容不下。” 　　“你觉得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我变得爱看书了，以前我在学校特别爱打游戏，一玩就一个通宵，现在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爱看跟行业相关的书，生产车间里有好多专家，有时，我看他们拿什么书就到书店里搜，可他们的书也不知上哪儿买的，书店里老没有，我就求着专家借给我看，他们都特别喜欢借给我。而以前让我这么求人借书，真是很少的事。” 　　“就是说，你变上进了。” 　　李超显然不喜欢“上进”这个词，他说：“我觉得这份工作就像手机一样，把我调到了全新的模式。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上网也看超级细菌这类的新闻，和同事们在一起，大家谈论的也都是工作，如果有一天不聊这些，我就觉得特别无聊。” 　　“可是，你的工作其实是基础工作，可以说，每天就是按照规范进行的重复劳动，真的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当然不是重复，告诉你吧，技术是活的，你面对的是活着的细菌，它们每一天都不一样，而且疫苗完全稳定需要对无数代细菌进行观察。再说了，你了解得越多、你就可以提高工艺或者说做得更高级点。” 　　李超的热情完全感染了我，眼前这个90后志气“逼人”，笑容里原本的那一点稚气真的看不见了。 　　越有知识的人越时尚 　　显摆苹果手机 　　“太小儿科了” 　　“你的父母了解你的工作是怎样的吗？” 　　“他们可不懂，他们那代人，可以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我是脱离了土地的技术工人。大家都知道，大兴出西瓜，以后，大家会知道大兴人不光会种西瓜，还会玩洋的，生物技术那是全世界都关注的。” 　　“这份工作有没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 　　“主要就是压力，就是对自己不满意。我现在感觉这个工作只要你想下工夫，学无止境，而我的学历让我越来越有紧迫感，我今年打算续本。” 　　真不能小看这个年轻人。“我问一个深一点的问题，有人说，科技的力量在于对人思维的扩展进而改变人类的生活状态，你觉得自己的世界观有改变吗？” 　　“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我觉得好像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知道还有这么多未知值得探索，我感觉越有知识的人真的越时尚，我的同学有时跟我显摆新买的苹果手机什么的，我都觉得这也太小儿科了，像我身边的老师们， 　　没有上市一个产品 　　我觉得他们特别有魅力。我想做他们那样的人。” 　　当我提出要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时，李超的领导拒绝了，因为保密与卫生标准都很高，外人不能进。李超看出了我的失望，对我开玩笑说：“要是不小心碰到细菌，7天准挂。” 　　生产区不能进、实验室是能进的，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瓶瓶罐罐。在李超的眼里，他工作的地方就是他的大学，而实验室就是大学里的博士生部，“这里随便一个拿瓶子的，就是海归的博士。”李超特别喜欢在业余时间和这些“高人”们聊天。 　　在大兴生物科技园，像李超这样的本地技术工人占到了50%。在这片世代务农的土地上，科技的力量改变着年轻人的思维与活法。在李超的身上，我看见技术在年轻一代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对科技是这样着迷、这样神往，就像一场头脑风暴。 　　大兴区政府和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在各公司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地政府不仅在资金支持、政策资金申请指导、生产基地建设手续办理、政府部门协调上给予帮助，而且在人才引进辅导等方面提供了及时周到的管理咨询服务。 图为园区内的实验室及办公楼。 　　技术改变区域 　　从乡里到“村里”的改变 　　红惠新医药：刘晔 　　从乡里到“村里”的改变 　　沿着京开高速公路南行，半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达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四五层楼高、灰白色的厂房鳞次栉比地排开，占据了道路两旁大部分的空地。骄阳下，路上行人不多，正在施工的厂房和办公楼旁，机器的轰鸣声冲进耳中。 　　一栋深灰色的办公楼被称作“药谷一号”。“一号”不仅代表是园区最早的建筑，同时也可以被视为园区中药企技术的原动力。许多药企成为“技术服务平台”的忠实“粉丝”，许多创业者因为有技术服务平台而将企业落户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技术正悄悄地改变着园区的点滴。 　　怎么像真到了村里？ 　　傍晚的办公室里，刘晔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英语和中文在随时进行着转换，时不时地还夹杂着几句瑞典语。这是刘晔最忙的时间，他的步速很快，身后的同事小跑似地跟随着刘晔的脚步，“虽然咱们快下班了，不过这个时间正是很多欧洲和美国的客户上班的时间。”刘晔随手正了正衣领，他准备和瑞典的客户在视频电话中谈业务。 　　“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之后在沈阳药科大学做教师，教授药物化学。1986年公派去瑞典读博士，毕业后在法玛西亚普强药厂工作，是当时全球十大的药厂之一。中间跳了一次槽，做到了中层管理者，2003年就回国创业了。”54岁的刘晔是北京红惠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他的开场白中，语速像他的脚步一样快。讲师、博士、工程师、管理者、创业者……在刘晔的身上集聚了一连串的头衔。 　　2006年，刘晔将主做医药服务外包的公司从上地搬到了中关村科技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基地还是人烟稀少的荒地，只有孤零零的几幢楼。基地中号称“药谷一号”的大楼还未竣工，“办公楼外还是工地，我们是头一家进来装修的。我们在里面装修，工人在外面施工，当时楼梯都露着红砖，装修的工人都是人工将建材背到四楼。” 　　在上地的实验室近600平方米，已经有近4年时间，一切都已步入正轨，“上地属于中关村的范围，来到大兴后，我真正感觉到从\"村\"里到村里的感觉，周围的配套不健全，很荒凉，心里真是瓦凉瓦凉的。同样是中关村，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刘晔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一连串的问号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最初到大兴是想扩大研发规模，周围的企业很少，谁来找我们检测、研发呢？” 　　难道被螃蟹扎到了嘴？ 　　“既来之，则安之。不用想别的，就只有加倍努力地干。”刘晔发现，入驻药谷一号的医药企业逐渐增多，他们也不断地研发新药，大量的医疗设备和实验仪器不可或缺。但是，一些设备的使用率却不高，有的中小企业承受不了某些仪器高昂的价格。“如果每家企业都靠自身力量购齐所有设备，显然资金难以保障，同时也会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这也是困扰很多中小企业的\"死结\"。我们就是要让企业在创业初期，研发团队不够强大，技术力量薄弱时能够得到发展。” 　　建立“技术服务平台”的想法在刘晔的脑海中出现，但能否成功，刘晔自己也没把握。 　　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与刘晔合作，借助红惠新医药的技术力量，一个技术服务平台在园区成立。“我的团队经验比较多，同时研发队伍也比较成型，已经承担了很多国外药物的研发，拥有有机化学实验室、药物化学实验室、中试放大实验室等，这个平台主要目的是支持新药研发领域的中小企业取得大的发展。有这个市场，我们也具备研发能力，这也算是在大兴园里做了吃螃蟹的人。” 　　技术平台建立后，却没有出现刘晔想象中的场景，明亮的实验室中，做检测和研发的企业很少。刘晔的心里打起了鼓，“难道是被螃蟹扎到了嘴？没有人来做实验、做研发，实验室总是空荡荡的。”刘晔怀念起了上地实验室中忙碌的场面，“在上地周围的企业都来我这做实验，发展挺好的。” 　　刘晔站在办公室，看到周围正在兴建的厂房后对自己说：“再坚持坚持，现在可能还是建设期，等药企都进来了就会好的。” 　　刘晔将目标对准了国外的药物外包研发，通过接国际订单来维持公司的运转。随着实验室的扩大，2006年公司的产值比2005年在上地时增长了400%。 　　08年后实验室突然热闹起来 　　冷清的实验室在2008年后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刘晔周围的“邻居”都搬进了新家。“药企都开始进驻园区了，实验室也就派上了大用场。现在每年都有上千的样品进行检测，新研发的药品也多了起来。” 　　一拨拨参观的创业者聚集到了刘晔的办公室，他们围着刘晔询问技术服务平台的情况，刘晔一抬胳膊说：“走，咱去实验室看看，眼见为实。”几位海归的博士回国创业，他们有技术，但是没有能力建造自己的实验室，“从他们的身上能看到我当时创业的影子，他们可以用知识研发出很多新药。” 　　几位博士看到实验室后，耳语几句，就决定将公司落在大兴园区。“现在他们的公司就在我的楼下，也是实验室的忠实\"粉丝\"。所有的检测、研发都在这儿进行。” 　　技术服务平台为园区药企的研发提供技术和设备的支持，刘晔将实验室看成了园区中的“发动机”，“红惠新医药的外包项目也发生了转变，从全部为国外项目到现在有一半是国内的项目，而且国内的项目中，还以园区内企业的研发项目为多数。园区的药企中多数都在技术服务平台上做实验、搞研发。”刘晔说，技术服务平台也与园区中大型的企业进行项目的合作，大企业会买走已经研发好的项目，或者将他们的想法由技术服务平台的研发人员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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